瑞典找到应对新冠病毒的好办法了吗？
医药法规 • • 13906 次浏览 作者：JOHN FUND & JOEL HAY
翻译：科学猫头鹰
与其他国家都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它既避免了隔离，也避免了经济崩溃。
如果COVID-19全球疫情在未来几周内渐渐销声匿迹——远早于恐慌者们声称
的几个月时间，这些人很可能会立即转向，并为自己强加给世界的高明的社交距
离控制手段而自鸣得意。他们会宣称，他们的英勇建议避免了一场彻底的灾难。
不幸的是，他们大错特错；而瑞典，一个几乎没有采取强制的社交隔离措施的国
家，可能将会证明这些人是如何错得离谱。
许多人都急于对瑞典的做法表示怀疑。瑞典的做法更依赖于精准标定的预防
措施，只隔离最脆弱的群体，而不是实施全面封锁。尽管50人以上的集会被禁止，
高中和大学校园关闭，但瑞典仍然保持边境往来的开放状态，同样没有关闭的还
有境内的幼儿园、小学、酒吧、餐馆、公园和商店。
特朗普总统并不支持瑞典这种精细的做法。上周三，他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
式抹黑了它，声称他听说瑞典“尝试了一下，然后他们看到了真正可怕的事情，
于是他们立即关闭了国境。”他和那些向他描述这件事的公共卫生专家们错得离
谱，他们最好在质疑瑞典做法时再努力一些。瑞典前首席流行病学家、现为瑞典
卫生机构顾问的约翰·吉塞克（Johan Giesecke）表示，其他国家“采取了基于
政治层面的、未经考虑的行动”，这些行动并未以事实为依据。
在匆忙地封锁国家，结果导致经济崩溃的过程中，没有人解决过这个简单但
关键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社交隔离控制真正起了作用？即使它们对某些传染病
有效，它们对COVID-19也同样有效吗？以及，即使它们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有效，
它们是不是必须在疫情传播的某个时间节点前付诸实践呢？还是说，马早就跑了，
他们才转身把马厩的门给锁上了？
从理论上讲，身体接触的减少可能会降低新发感染率。但是，如果不能很好
地了解COVID-19病毒颗粒在空气、水和物体接触表面中存活的时间，即使上述理
论成立也只是猜测。如果没有可靠的信息显示有多少人已经感染了冠状病毒并成
功地战胜了它，那么就有必要对社交隔离控制的价值提出质疑。“拉平曲线”的
最快、最安全的方法可能是允许年轻人继续正常的社交活动，而只要求身体虚弱
和患有基础病的人保持隔离状态。
事实上，这是我们第一次对健康人而不是对病人和弱势群体进行隔离。正如
布鲁塞尔的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Fredrik Erixon上周在英国《旁观者》杂
志上所写的：“毕竟，全面封锁的理论是相当狭隘的，非常狭隘——而且，直到
现在，还没有经过检验。正在进行大规模实验的不是瑞典，而是所有的其他国
家。”
我们向许多训练有素的传染病医生、流行病学家、数学疾病建模师和其他受
过教育、有头脑的专业人士提出了上述的简单问题。结果发现，虽然你需要提出
证据来排除合理怀疑，才能将一个人定罪为盗窃并把他扔进监狱，但并不需要任
何实质性证据或是只需要很少的证据就能将数以百万计的人关进一个意味着高扩
散性和沉重社会负担的牢笼中，这种封锁一眼望不到尽头，也没有任何承诺阻止
公共卫生官员在某次心血来潮之际又会再度实施这样的封锁。这么做，真的合理
吗？
当我们问及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防疫隔离和社交隔离的效用时，学者指出钻
石公主号游轮上有700名乘客确诊为COVID-19患者，8人死亡。但这艘船是一个人
工设计的、人口密集的集装箱，与大多数国家的生活条件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学者们经常引用的另一个主要证据是1918年猪流感的发展过程，那次流感在
102年前席卷全球，但不是冠状病毒引起的。在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期间，费城
没有实施社交隔离，但圣路易斯采用了，最后死亡率比费城低。但这与今天我们
所面临的危机有什么关系呢？除了这类争论的“后此故因此”谬误的本质外（注：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后此故因此谬误，出自《论自由意志》，即将时
间上的相关性视为逻辑上的因果性），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从一战欧洲战场回
乡的携带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美国大兵不可能从巴黎直飞圣路易斯。他们不得不
在东海岸的港口登陆，如费城。因此，病毒在生病的大兵休息和康复之地东海岸
大肆传播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在他们继续前往圣路易斯和其他内陆城市的过程中，
病情也在慢慢好转。
基于1918年猪流感的证据来建立整个社交距离的架构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
当这种架构对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和生计造成重大破坏性影响的时候。
但是，社会孤立主义的鼓吹者疯狂地抓住一切支持关闭全世界的稻草。让他
们感到烦扰的是，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仍然没有关闭，没有要求它的民众进行社
交隔离。这让他们感到非常烦躁，因为他们可能会很乐意在这场冠状病毒流行结
束后高兴地得出结论：正是社交隔离起了作用。
瑞典已经勇敢地决定不采取严厉的隔离措施，因此也没有强迫居民进入禁闭
状态。“瑞典的策略是关注已知高风险群体的社会距离，比如老年人。我们尝试
使用基于证据的应对措施，”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流行病学医生艾玛·弗朗斯
（Emma Frans）告诉欧洲新闻。“我们试着调整日常生活。瑞典的计划是实施可
以践行很长时间的应对措施。”
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尔（Anders Tegnell）在接受英国《卫
报》采访时表示，封锁的问题在于“你会让整个系统疲惫不堪”。“你无法持续
几个月地进行封锁隔离——这是不可能的，”他对英国《每日邮报》说：“我们
不能取消所有的服务。而失业是对公众健康的巨大威胁。这是你需要考虑的一个
因素。”
如果社交隔离确实能起作用，那么拥有1010万人口且没有采取严格隔离措施
的北欧国家瑞典，难道不应该是COVID-19确诊病例激增至数万例，超过意大利或
纽约的人数吗？事实上，截至今天，瑞典共报告有401人因COVID-19死亡。
真正的好消息是，在瑞典每30分钟更新一次的重症监护病房（ICU）普查中，
全国每个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收治率均保持平稳或下降趋势，而且已经持续了一
周。在撰写本文时（基于目前可获得的数据），瑞典目前的ICU病例多数为老年
人，其中77%患有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肾脏疾病和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此外，
瑞典还没有一例儿童ICU的病例或死亡——其他地方关闭学校的好处也就这么多
了。在所有30岁以下的瑞典人中，只有25名COVID-19 ICU收治患者。
瑞典正通过拒绝恐慌来发展群体免疫力。由于不需要社交隔离，瑞典的年轻
人传播病毒，大部分是无症状的，就像正常的流感季来临时一样。这些年轻人将
产生保护性抗体，使新冠病毒越来越难以接触和感染那些身体虚弱和有严重疾病
的老年人。从这一点上看，目前瑞典的COVID-19死亡率（每百万人死亡40人）大
大低于瑞典正常流感季节的死亡率（如2018年，每百万人死亡约80人）。
与之相比，拥有850万人口的欧洲小国瑞士实行着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然
而，到今天为止，瑞士报告了715例新冠病毒累积死亡人数，死亡率几乎是瑞典
的两倍。挪威呢？另一个与瑞典共享1000英里的开放边界的北欧国家，其语言和
文化与瑞典非常相似。挪威（人口总数540万）报告的COVID-19死亡病例（71例）
比瑞典少，但冠状病毒重症监护病房的收治率明显高于瑞典。
周五，我们中的一位与埃尔夫?佩尔松（Ulf Persson）在瑞典健康经济研究
所的办公室进行了交谈。他说，他认识的每个人都很冷静、稳重，行事比平时更
加谨慎，遵守政府规定的社交限制，比如不参与超过50人聚会，只能享受酒吧和
餐馆的堂食服务。佩尔松估计，由于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瑞典经济将下滑4%左
右。但这与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委员
会（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St. Louis）最近预测的美国失业率将达到32%。
朋友们，这是大自然的安排。我们无数代人都在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病毒。最
好的方法是让那些年轻健康的人——对他们来说，病毒几乎是不致命的——产生
抗体，形成群体免疫来保护虚弱和生病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趋势会变得
越来越清晰，正如瑞士和挪威所采取的社交隔离措施几乎不可能完成减少死亡或
疾病的重任，尽管它们破坏了地方和国家经济体——随着人们的生活被颠覆、未
来的希望被摧毁而不断增加的悲惨、苦痛，以及因其他病原导致的疾病。
原文（National Review）：Has Sweden Found the Right Solution to
the Coronavirus?
John Fund is a columnist for National Review and has reported
frequently from Sweden. Joel Hay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Economics and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author of more than 600 peer-reviewed scientific
articles and reports, he has collaborated with the Swedish Institute
for Health Economics for nearly 4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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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典顶尖医生称瑞典对冠状病毒的轻描淡写，将“可能以历史大屠杀为终结”
约瑟夫·威尔金森
纽约每日新闻
2020年4月10日
继中国，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可怕例子之后，瑞典决定冠状病毒被高估了。
据《时代周刊》报道，这个以冷漠和社会主义着称的欧洲国家尚未下令采取任何形式的封锁措施，仍允许多达50人聚在一起，在社会疏散建议方面落后于欧洲其他地区数周。
瑞典一家大型医院的高级医生告诉《时代》杂志，这种轻描淡写的方法“可能以历史大屠杀告终。”
据CNN称，该国的实际限制仅适用于70岁以上的人群以及其他脆弱人群。 但是餐馆，酒吧，学校和办公室仍然开放，因为政府希望瑞典人的自愿行动可以挽救他们。
到目前为止，它不起作用。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汇编的数据，至少有870名瑞典人死于COVID-19。 死亡人数是其斯堪的纳维亚邻国挪威（113）和芬兰（48）的总和的四倍多。
医生和其他健康专家恳求政府采取实际行动，并采取严厉行动，就像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不仅在欧洲）一样，在全世界，也是如此。
世界各地的冠状病毒：疫情如何影响欧洲
“我们认为他们的策略没有科学依据，”微生物发病机制专家 塞西莉亚·索德伯格·纳克勒 告诉CNN。 她是向政府签署公开信敦促采取更强有力行动的众多人之一。
此外，测试冠状病毒呈阳性的瑞典人死于COVID-19。 在瑞典，经检测呈阳性的人中有9％死于该病，而挪威为1.8％，芬兰为1.7％。
据《时代》杂志报道，测试在各个国家之间并不普遍或不一致，但是瑞典在扩大测试范围或试图追踪冠状病毒传播来源方面所做的努力有限。 -
医药法规 楼主#2
降低新冠死亡的数学与伦理问题 澳大利亚政府必须澄清其COVID-19战略，但这样做意味着理解“拉平曲线”
或“根除”终极游戏的数学和伦理问题。
作者：墨尔本大学Tony Blakely教授，奥塔哥大学Nick Wilson教授
翻译：科学猫头鹰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澳大利亚包括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在内的
若干州宣布停止一些非必要的活动。
但目前仍不清楚的是国家联邦政府正在采取的策略。实际上有两种选择。
Grattan研究所的John Daley教授在新闻网站《谈话》中发表了一篇精彩的
文章，他认为我们——实际上是政府——需要明确宣布我们国家的终极战略是什
么。
战略选择会是大胆的“孤注一掷”吗?
这意味着一个近乎彻底的社会封锁和极其有力的遏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武
汉的情况），目标是在两到三个月内将病毒完全从澳大利亚清除掉。然后完全封
锁边境，直到有疫苗可用。这就是Daley教授所说的“终极游戏之版本C”，即
“停止然后重新开始”。
还是说，选择“拉平曲线”？
这种方法旨在减少大范围流行带来的危害，同时缓慢地建立群体免疫。
Daley教授称这是终极游戏之版本A。这似乎也是大多数国家正在追求的目标——
但他们往往都没有给出清晰的表述。
Daley教授还提供了第三种选择，终极游戏之版本B，追溯和跟踪每一例感染
者，但我们认为这一选项是终极游戏之版本A和C的工具包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保护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免受冠状病毒的感染，但硬币还有另一面
是我们所不愿意谈论的。
如果我们要拉平疫情曲线，我们需要年轻健康的公民来保持经济的关键部分
正常运转，并以较高的感染率感染病毒，以建立起群体免疫力。
但是，要求健康的年轻公民这么做，公平吗？其背后的科学依据又是什么？
当务之急是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各国政府明确宣布其应对战略；他们是准备
试图通过“停止，然后重新开始”来根除疾病(随之而来的会是短期社会和经济
混乱，但隧道尽头有闪烁的光芒)，还是继续“拉平曲线”？
不过，由于不管哪一种根除性战略都可能不会被采用或可能失败，我们仍然
需要很好地理解作为参照的“拉平曲线”策略。
在采取“拉平曲线”策略的情况下会有多少人死亡?
COVID-19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中的传染指数（R?）约为2.5——这一
数值会随着社会活动距离的增大而减小。
因此，如果期望流行的病毒从功能“正常”的社会中消失，需要大约60%的
人被感染并获得免疫（1 – 1 / R?= 60%）。
这就是群体免疫的概念——当人群中有足够比例的人由于感染或接种疫苗而
获得免疫时，同样的病毒即使卷土重来，也不会再大规模爆发。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估算，感染者的死亡率受年龄影响极大，
从0岁至10岁人群的0.002%至80岁以上人群的9.3%不等。
这一特征与中国的一项大型研究报告结论相符。
如果到疫情结束时，所有年龄组人群的60%都被感染，那么澳大利亚的死亡
人数将达到13.4万人（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我们能做得更好吗？是的。
如果我们将60岁以上的人好好保护起来，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隔离”。
我们假设到疫情结束时，60岁以上的人只有20%被感染。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70%的年轻人需要通过感染获得免疫力，才能使平均感染率达到60%，从而实现群
体免疫。
不过，这一“简单”的措施可产生深远的有益影响，使得死亡总人数减少了
一半，至5.86万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60岁以上的死亡人数从11.8万人降至3.9万人，
另一方面，年轻人的死亡人数从1.67万人增加到1.94万人。
我们还能做得更好吗？几乎可以肯定是的。
我们再假设，提高COVID-19患者的治疗和卫生保健组织的知识可使病死率降
低50%。
虽然这一比例只是推测性的，但许多医疗系统目前正在重建以改善COVID-19
病例的治疗管理，这些举措应该会显著降低病死率。
这种情况下，死亡人数又减少了一半，降至2.9万人，接近澳大利亚每年烟
草造成的2.1万人死亡（这一数字再一次提醒我们烟草的流行具有多么大的灾难
性，年复一年）。
我们还能再做得更好吗？仍有可能。
上述计算中没有考虑的是，在60岁以下的人群中，大多数死亡发生在患有呼
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等慢性病的人群中。
如果我们为这些人和60岁以上的人提供保护，死亡率将进一步下降，但这将
再次依赖于年轻健康人群的高感染率和获得免疫的能力。
从年轻且健康人群的角度来看，这么做合乎道德吗?
在健康增长最大化的实用主义框架下，是的。
只要通过保护老人和病人所节省的生命年数超过年轻人死亡人数增加所损失
的生命年数，而“拉平曲线”的结果很可能确实如此。
我们还可以进行其他伦理学和哲学的分析，例如，“公平裁决”的论点更重
视拯救年轻生命。
但是，“拉平曲线”的策略意味着，我们有义务考虑一个整体的社会契约。
如果年轻人（以及健康的人）被期望继续工作并经历更高的感染率，那么那
些不幸得重病的年轻人中的一小部分应该优先于老年人和所有患有慢性疾病的人
获得重症护理设施。
这种类型的分析有助于决策吗?
理应如此。
堪培拉的领导人在这个艰难的决定中加入了一些数字。
让我们假设一个“停止，然后重新开始”的根除性战略，即使它成功，仍然
会导致5000人在实现病毒的完全根除之前死亡。
假设每死亡一个人大约损失5年的寿命（因为他们大多是老年人或慢性病患
者），那就是2.5万年的生命年数损失。
而在另一种“拉平曲线”的策略下，共计大约有2.5万到5.5万人死亡，或者
是12.5万到27.5万年的生命年数损失。
但是，我们需要根据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公告考虑根除性政策成功
的机会，这可能是这些州正在追求的目标，但他们还没有详细说明他们的目标是
什么。
让我们假设根除只有25%的成功机会，因此有75%的失败机会，或者默认回到
“拉平曲线”。
这意味着在根除的情况下预期生命年数损失为：[25%×25,000]+[75%×
125,000至75%×275,000]，即100,000 – 212,500的“预期”生命年数损失。
真正重要的是根除性策略和拉平曲线策略情形之间的差异(或者经济学家所
说的增量)。
结合最差和最优情形的数学计算结果，根除策略的预期收益超过使曲线变平
的预期收益，最差情形为25,000（125,000 – 100,000），最优情形为62,500
（275,000 – 212,500）。
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好，但取决于上面的假设。
我们要花多少钱才能获得预期的收益？根据卫生部门的经验规则（例如决定
批准和资助哪些药物），每个生命年约为10万澳元。
这意味着作为一个社会，在考虑试图根除与拉平曲线的成本差异时（如在卫
生部门内部、整个社会经济，以及根除性决策可能通过一个更“正常”的经济在
三个月时间在某些方面表现更好的影响因素），社会可能准备花25至62.5亿澳元
给根除性战略一个通行证。
以上是简单计算的结果。还有其他的考虑，比如在数学上考虑发病率和社会
体系的容量。
我们的计算还能够并应该改进。
政府有48小时的时间来做出计算和决策。我们希望这篇论述能有所帮助。
2020年3月23日 首发于Health & Medicine
THE MATHS AND ETHICS OF MINIMISING COVID-19 DEATHS -
#3
问题的核心是，当到处的病毒密度和感染几率一样的时候关闭国境还有任何意义吗？
以前说以邻为壑，现在讲究自我消化
呵呵 -
#4
这个病毒好像专治各种不服说可防可控的目前基本都打脸了，说集体免疫的脸都肿了。
-
#5
什么叫“既避免了隔离，也避免了经济崩溃“？什么时候这两个是既...又...的关系了？
瘟疫里最大的指标难道不是死亡人数？面对瘟疫不谈人命只谈经济的，都有大问题 -
医药法规 楼主#6
经济崩溃死了更多啊大空头：失业率上升1% 美国死亡增加40000人
武汉疫情3个月死2500，比常态下的死亡率4000/月，还少
您还认为一起严重吗？
瘟疫/传染病最大的指标，应该不只是死亡人数，而是传播了多长时间，多少人和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