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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叶先生的介绍一世多艰叶嘉莹：“我的莲花总会凋落 可是我要把莲子留下来”

叶嘉莹的诗词记录了她数十载中的颠沛、跌宕、起伏，同时也成为她在苦闷、无依、悲痛时的最佳疗愈和精神支柱。

傅适野2018/01/19 11:40浏览 18.9W来源：界面新闻字体：宋

叶嘉莹

提起叶嘉莹，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大概是她的诗歌课。她讲唐诗、宋词，也讲汉魏六朝诗，她研究王国维，还重新整理了恩师顾随授课的八本课堂笔记。她以站着讲课而闻名，常常一站就是两个小时，沉浸在诗词世界中，不觉疲惫。她曾经说，“希望把内心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作为一点星火，希望能借此点燃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热爱古典诗词的火焰。”

相较于叶嘉莹解读诗词的盛名，人们可能往往忽略了她自己也进行诗歌创作的事实。受家庭影响，叶嘉莹从小吟诵诗词，少年时代便尝试创作。从少年到青年，到后来辗转台湾、美国又回到中国大陆，再到双亲过世、结婚生子、女儿遭遇车祸等一系列与亲人爱人的离聚与告别，诗词见证了她的人生，记录了她数十载中的颠沛、跌宕和起伏。同时，诗词也成为叶嘉莹在苦闷、无依和悲痛之时的最佳疗愈，一个个凝练的汉字成为她情感的宣泄口和着力点，支撑她度过了生命中一次次难关。她对诗词的理解和认识，随着人生阅历的累积而改变，从少女时那种足不出户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到后来经历丧亲之痛、去国之悲、归乡之喜，叶嘉莹的诗词慢慢有了新的韵味和意涵。

一、北平：群芳凋落尽，独有傲霜枝

叶嘉莹是关在家门里长大的。1924年，她生于北京西城察院胡同23号的一个大四合院中，晚清时，中国积贫积弱，抱有救国理想的年轻人大都选择出国留学。叶嘉莹的伯父去了日本，父亲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叶嘉莹的祖父较为保守，认为女孩子不能到外面读书，否则很容易学坏。相比之下，父亲则较为开明，他从小教叶嘉莹认字，分辨四声的平仄。家里对叶嘉莹的要求是“新知识，旧道德”——可以学现代的新知识，可行为和生活上要遵守符合旧道德的标准的礼法。于是，读诗和吟诵构成了叶嘉莹的日常生活。

叶嘉莹初中毕业照

十几岁时，叶嘉莹的伯父对她说：“你自己得作诗，你不能净背古人的诗词。”于是，叶嘉莹开启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对窗前秋竹有感》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

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这是叶嘉莹十五岁时作的一首诗。在那个年纪，她写的诗大多没有出过自家的四合院。叶嘉莹家的院子不小，祖父还在世时，家里是方砖铺地，祖父规定地不许挖，砖不许破，因此花只能种在花盆里。叶嘉莹四岁时，祖父过世，祖母喜欢花花草草，索性在北屋门前开了一个花池，母亲也喜欢花草，随后又在西屋前边开了一个花池。蜜蜂、蝴蝶从此成为院子的常客。院子里不仅有花，也有竹子，那是叶嘉莹从中学同学家里挖来的竹笋种下长成的。竹子长得快，也茂盛，“东边出一枝，西边出一枝”，很快叶嘉莹的窗前就有了一丛竹子。秋天时分，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干枯了，只有这几棵竹子长得异常茂盛，于是便有了前面那首《对窗前秋竹有感》。叶嘉莹在诗中说：“你怎么忍心看到你周围的伴侣都凋零了、消逝了，你一个人还在这里青青的呢？”

她年少时还写过一首关于秋菊的诗。

《咏菊》

不竞繁华日，秋深放最迟。

群芳凋落尽，独有傲霜枝。

回看这首诗歌，叶嘉莹认为中国那句古语“三岁看大，十岁看老”不无道理。“言为心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个人的诗歌代表了其性格、心灵，“甚至透露了未来”。叶嘉莹当时不懂这些大道理，回望时逐渐体会到，她自己身上有一种坚韧的力量。“在寒冷的时候，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我可以站着，我可以坚持。”叶嘉莹的伯父也认为，虽然自己的这个侄女不是个有福之人，但她却是坚强的。

叶嘉莹1941年高中毕业前在北京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对于叶嘉莹一家而言，这一年亦是动荡之年。这一年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古典诗词名家顾随教授。此时，据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已过去四年。母亲带着叶嘉莹及两个弟弟生活在北平沦陷区。至于他们的父亲，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后就去了刚刚成立不久的航空署，负责翻译介绍西方航空知识，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间，父亲一路随着国民政府辗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一直到重庆，与家人断了音信。在1941年，叶嘉莹母亲的腹中长了肿瘤，需要找西医开刀方可医治。在舅舅的陪同下，母亲到天津租界区找外国医生开刀治疗。谁曾想到手术之后母亲得了败血症，病情加重，又因不放心叶嘉莹和两个弟弟，坚持要回北平，最后死于从天津到北平的火车上。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叶嘉莹到北平的一家医院里检点了母亲的衣物，并在嘉兴寺为她举行了葬礼。在悲痛中，叶嘉莹创作了《哭母诗》八首，其中一首记录了从她赴医院查看母亲遗体到母亲入殓的过程以及她悲痛万分的心情：

其二

瞻依犹是旧容颜，唤母千回总不还。

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天悭。

“瞻依犹是旧容颜”说的是母亲刚刚去世不久，面容尚未改变，可任凭叶嘉莹怎么呼唤母亲的名字，她也不会答应、不会醒来了。叶嘉莹每天上学出门前总是习惯性地喊上一句：“妈，我走了。”放学回家说一声：“妈，我回来了。”如今她再也没有人可以呼唤了。母亲的遗体被运送到北京后，在庙里停灵，之后入殓，一旦尸体放入棺材，钉子敲下去，从此便再也见不到母亲了——那是叶嘉莹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所以她写下“凄绝临棺无一语”。最后一句是对上天的质问，“修”的意思是年岁长，“短”即年岁短，“悭”是吝啬，叶嘉莹以此质问上天为何这样吝啬，让母亲在44岁时便撒手人间。

二、台湾：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在2016年接受“鲁豫有约”节目采访时，叶嘉莹说这一生自己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体验。在节目里叶嘉莹说起民国初年的一位女词人吕碧城，曾在一首词中写到：“不遇天人不目成”，天人是出类拔萃的人， “目成”出自《楚辞》的九歌，是祭祀男神女神的歌，所有这样的歌都是爱情的歌。九歌里有这样一句：“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也就是满堂都是美人，当我们两四目相对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是我想要的人。吕碧城这句词的意思是，如果没有遇到一个很好的人，我便不将自己的眼光投注给他。

叶嘉莹赞同这种看法，认为如果不动情不动心，谈恋爱就是浪费对方的时间，是不对的行为。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直到大学毕业，虽然不乏追求爱慕者，但叶嘉莹并没有交过男朋友。叶嘉莹与自己后来的丈夫赵东荪相识于一次同学家的聚会上，当时赵东荪在秦皇岛的一个煤矿公司工作，但常常去北京到叶嘉莹家找她。再后来，赵东荪失业了，在北京贫病交加，他的姐夫在北京为他找了一份工作，在海军的士兵学校当文科教师。他跟叶嘉莹说，希望订婚了再走，否则就不到南京去。叶嘉莹心想，这个人还不错，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才丢了秦皇岛的工作，为了这份“义气”，叶嘉莹答应了赵东荪。1948年，叶嘉莹放弃了在北京教书的工作，来到南京与丈夫完婚。当时国民党节节败退，南京的物价每天都在变动，物资短缺。她犹记得经常排很长的队伍打油做饭，等排到了却被告知油没有了；到商场买围巾或者鞋子，常常整个商场的货架上空无一物。1948年冬天，由于赵东荪当时在国民政府海军部门工作，他们于是随政府离开南京，来到台湾，开启了在台湾的生活。

1948年，叶嘉莹结婚

到台湾后，在一位老师的引荐下，叶嘉莹在彰化女中教书。那时她已经怀孕，由于在台湾，女性产假只有一个月，所以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在暑假出生的，正好满月的时候，她就得回去上班了。1949年12月25日早上，赵东荪被台湾海军的人抓走。次年6月，在女儿不满周岁时，叶嘉莹和正在吃奶的孩子也被带走，被关在彰化警察局。后来警察看了她的履历，发现她没什么朋友，还带着一个孩子，也没有政治问题，就将她放了。出来之后，她丢了工作，无家可归，无奈之下投奔了丈夫的姐姐和姐夫。

叶嘉莹是丈夫家中辈分最小的小媳妇，因此住在姐姐家时她要做家里所有的家事——买蹄膀肉回来炖汤、看孩子等等。姐姐家只有两间卧室，姐姐、姐夫一间，姐姐的婆婆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另一间，叶嘉莹和孩子没有卧室，也没有床铺。叶嘉莹只能等大家都睡了，在走廊铺个毯子休息。午睡时候，由于很难保证小孩不出声，叶嘉莹就带着女儿在外边的树下徘徊，等家里人睡醒了再回去。有时候她也抱着女儿，走很远的路打听先生的信息，但常常失望而归，杳无音信。

1950年，叶嘉莹写了一首《转蓬》，由于当时台湾社会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这首诗没有立刻发表。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

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1952年，赵东荪被释放，那时候叶嘉莹已经去了台南的一所私立女子中学教书。为了解决女儿无人照看的问题，有时候她会把女儿带到课堂上去，给女儿一张纸和一支蜡笔，让她在那里画画。大部分时候女儿很乖巧，但也有课上到一半女儿忽然说自己要上厕所的时候。叶嘉莹没有办法，只好跟学生说抱歉，带着女儿去上厕所。赵东荪出来后，彰化女中的一位前同事问叶嘉莹是否愿意去台北二女中教书，她提出要求，如果能解决先生在台北的工作，她就去。于是，叶嘉莹到二女中教高中国文，先生到汐止二女中分部教书。1954年秋天，叶嘉莹在老师的推荐下到台湾大学教大一国文，任专职教授，之后又被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叶嘉莹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

因为此前的关押经历，赵东荪在释放后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常常无缘无故发脾气。在最绝望的时候，叶嘉莹甚至想过了结自己的生命，也想过哪一种自杀的方法是痛苦最少的死法。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想过离婚，她想到自己的父亲和两个女儿，也想到了自己在婚姻中的责任：“结了婚，那我就是承担一切。”诗词帮了叶嘉莹，使她觉悟的是王安石的一首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我们不知道在人世间有多少因缘、业缘和遇合，每个都有很多原因。叶嘉莹于是想，先生脾气不好，可能是因为他的天性或者遭遇，所以她很早就不计较了，只是默默承受但不跌倒，“还要在承受之中走自己的路。 ”

三、北美：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

20世纪50年代，由于中国大陆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无来往，外国人想学汉学，只能通过台湾。于是很多外国人来台湾学古典文学，来听叶嘉莹的课。一来二往，一些北美来的外国人提出帮她交换出国。1966年，叶嘉莹被台湾大学派赴美国讲学，先后担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她对于哈佛时光甚是怀念。在哈佛的时候，她早上吃两片面包、一杯麦片，中午带一个三明治，到哈佛大学再买一个汉堡包——这些就是她的午餐和晚餐。下午五点之后，老师同学都走了，图书馆也关门了，只有叶嘉莹一个人在书海中工作直至深夜。

1965年，台大中文系毕业餐会钱思亮校长（左二）与叶嘉莹交谈赴美交换之事

1969年，在两年的访学结束时，哈佛大学的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 1915-2006，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专攻中国中国诗歌与文艺批评及其翻译）执意挽留叶嘉莹。但她一方面担心台大的课程无人教授，另一方面八十岁的父亲仍留在台湾。于是她和海陶玮协商，等回台湾安排好这些事情就来哈佛大学。1969年，哈佛大学寄来一张聘书，叶嘉莹到美国驻台领事馆办理签证，但签证官认为她带着女儿、丈夫和父亲到美国，是全家移民，并没有给她签证。海陶玮建议她放弃旧护照，到加拿大办签证，再来北美。

没想到，到加拿大之后，美领馆说叶嘉莹应该回台湾办签证，海陶玮希望叶嘉莹留在北美，于是致电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系主任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1922-2013，加拿大汉学家），叶嘉莹得以留在温哥华，开始在UBC教书。生活并不容易，叶嘉莹首先要面对的是全英文教学，可她没有任何退路，上有八十岁的老父亲，下有一个读大学、一个读高中的一双女儿，先生又没有工作，一切生计来源只能靠她自己。

那段时间，她每天查字典到半夜两点，第二天去上课、看论文、写报告。在台湾时，家中雇了一个人帮忙洗衣做饭。到了温哥华，叶嘉莹忙于工作，赵东荪每天在家发脾气，经常傍晚五点钟一个电话打到叶嘉莹办公室，说：“该做晚饭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叶嘉莹不和先生吵架，只是说：“对不起，我还在跟一个研究生讨论问题，还没讨论完。”如果先生在家做了饭，等叶嘉莹一回来，他就把锅丢在地上。她不敢吵架，因为家人都上床睡觉了。她心想：“我如果吵架，不查生字，明天谁去教书？谁养活这一家人？”在这样的艰辛之中，她创作了到加拿大之后的第一首诗。

《异国》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

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

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

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

第一句讲的是她来到加拿大的第一年，人生地不熟，秋天的时候，温哥华街道上到处都是红色的枫叶。“年时”指的是前一年叶嘉莹在哈佛大学，那时候她知道自己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她的父亲、学生、朋友都在台湾，而她已经无路可退。“初心已负”讲的是叶嘉莹原本希望丈夫在美国找一份工作，因为离开台湾到美国以及把两个女儿带到美国其实都是丈夫的意思，她本来打算留在台湾教书，每年利用假期来美国和他们相聚，但丈夫不但没有找到工作，叶嘉莹也违背初心来到北美用英文讲课，“每晚要查生字到凌晨，第二天再去用生硬的英语给学生们讲授那本来非常美妙的古典诗词”。叶嘉莹内心极度痛苦，却无人可以诉说，台湾大学也不谅解她，认为她到了北美便不愿回去了。因此叶嘉莹说“独木危倾强自支”，像是一座大楼只有一根柱子在支撑，而先生还闲居在家，对她不满，真真是“忍吏为家甘受辱”。“行前一卜言真验”说的是在即将离开台湾到加拿大之前，南怀瑾曾请人帮叶嘉莹占卜，结果是“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叶嘉莹不迷信，也不常常卜卦，不料到了异国，她的境遇竟然与这一卦如此暗合。

四、归国：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从1948年南下南京，再辗转台湾，到后来去美国访学、定居加拿大，叶嘉莹再也没有回过北平，她做的梦都是回到北平那个大四合院里。但她说每次在梦中，她进得去四合院的大门，可是“里边每一间房的窗跟门都是关着，哪个窗哪个门我都开不开”。这个梦纠缠了叶嘉莹好多年。1974年，叶嘉莹回国探亲，写了一首长达266句的《祖国行》。在诗中叶嘉莹写到：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

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然而，回归阔别已久的故乡的喜悦很快便被一个噩耗冲淡。1976年，叶嘉莹趁着到美国参加一个中国文学会议的机会，先到多伦多看望了结婚3年的大女儿和大女婿，之后飞往美国费城的小女儿处。从温哥华上飞机时叶嘉莹心想：“我一辈子辛勤劳苦，到晚年，我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我想我将来可以乐享余年。”可没曾想到，刚探望完大女儿之后不久，她就在小女儿家接到电话，得知大女儿和女婿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叶嘉莹强忍悲痛，飞回多伦多为他们料理丧事。回到温哥华后，她将自己关在家中，避免与任何人接触。正如母亲去世时那样，诗歌再次成为了她情感的宣泄口。“诗词确实奇妙，通过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抒发和缓解，但我写诗时的心情仍然是悲伤而自哀的。”叶嘉莹因此创作了十首《哭女诗》，在诗前小序中她写：“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四日，长女言燕与女婿永廷以车祸同时罹难，日日哭之，成诗十首。”

其九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大女儿意外离世是叶嘉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她意识到，“把一切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我终极的追求、理想。”她要让自己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要回国教书，要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当时恰逢四人帮垮台，叶嘉莹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的大专学校需要教师，她便动手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申请信，在信中说明自己愿意自费回国教书，自出旅费，不接受国家一分钱，也不要任何报酬。国家教委于是批准叶嘉莹到北京大学教书。

20世纪90年代初摄于北大邓广铭教授家门前（左起：刘乃和、叶嘉莹、邓广铭、启功）

1980年，叶嘉莹写下一首《踏莎行》，其中有两句“一世多艰，寸心如水”。她说自己这辈子经历了太多苦难，“我的心像水一样，我可以经过打击然后仍然保持内心的方向，我并没有被苦难打倒。”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叶嘉莹应邀到国内的几十所大学讲学。1989年退休后，她每年用整整一学期在国内讲学，业余时间活跃在加拿大、美国、港澳台等地的古典诗词论坛上，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理想、志意、持守和道德传达给更多的人。1999年，她写下了一首《浣溪沙·为南开马蹄湖荷花作》：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叶嘉莹曾在一份考古报刊上看到一篇报道，讲的是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汉代莲子，经过培养能够发芽开花。叶嘉莹心想：“我的莲花总会凋落，可是我要把莲子留下来。”

91岁的叶嘉莹

回顾叶嘉莹的一生，作为个体，她的命运随着大时代的变迁动荡而流转，作为学习新知识、遵循旧道德的女性，她随着并非因爱情而结合的丈夫辗转各地，艰难地在家庭、母职和个人职业之间取得平衡。她曾经说过：“我这人胸无大志，所以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不是我的选择，去加拿大也不是我的选择。”她也说：“我命运坎坷，饱经忧患，平生从来未曾萌生过任何成名成家的念头。”她还说：“我那时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出书、成为学者……一切我都没有梦想过……‘眼前何事容斟酌’，眼前哪一件事情能让我选择呢？只要我能养活一家人就好。”

要说究竟是什么让她在逆境中能够坚守，让她在悲痛中能够痊愈，让她在绝地中能够坚持自我，归根到底可能仍然是她对诗词的热爱，这种热爱，从她小时候在北平的大四合院中吟诵古典诗词时便深深植入她的内心深处，也在她今后的人生中一次次引导、激励、鼓舞她，成为她的精神后盾和支撑力量。

时至今日，叶嘉莹仍然对中华古典诗词充满热情，在她看来，中国诗歌的最大作用就是“兴发感动”，即“能够使读者的心灵有一种感发可以兴起”。所见所经历的眼前身畔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让人感发兴起。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诗歌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诗歌可以从作者到读者之间，不断传达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生命”，“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而活泼的不死的心灵。”而叶嘉莹的生平志意，便是将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