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当柴静让人动容地说到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日子，因为雾霾，她只能无奈地将女儿像个囚犯一样地关在家里的时候。我其实想说，既然已经悲惨到这个程度，既然如此看重女儿的呼吸，那为什么不能逃离北京，带着女儿去一个没有雾霾的地方呢？云南，贵州，青海，西藏，偌大一个中国，没有雾霾的地方不可能找不到吧？为什么还要让女儿继续遭受着雾霾的荼毒而坚守在北京呢？柴静当然不会告诉我们，因为她舍不得北京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商业资源，更放弃不了在北京的事业和发展。这，正是她在雾霾、女儿的健康和自己的其它利益之间做出的tradeoff。她认为相比于已经获得和未来将要获得的好处来说，和女儿一起留在北京忍受雾霾的代价是“值得付出”的。但是柴静巧妙地隐藏了这一点，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受害者，一个女儿还没出世就患上肿瘤的悲惨母亲（她巧妙的叙述方式让人很难不把她女儿的肿瘤和雾霾联系在一起），一个在雾霾面前无能为力但是偏要去撼动风车的斗士。
或许有人已经急不可待的跳起来要指责我了，你以为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吗？让一个在北京有家有业的人背井离乡去一个没有雾霾的地方重新开始人生你知道有多困难吗？是的，我承认，这不容易。但是问题是，当柴静义正辞严地指出，山西那些落后的煤窑，河北那些无序的钢厂，他们要关闭，他们要被新的更环保的行业所替代时，柴静可曾去采访过那些煤窑和钢厂里的工人，问问他们的想法，问问他们容不容易？问问他们为什么要冒着肺癌的危险去赚那一点可怜的辛苦钱？问问他们为了北京人民和他自己能呼吸上干净的空气，现在要关掉工厂让他重新去找工作他同不同意